活动紧扣代孕从“事前”到“事后”的全流程风险，设置合同效力、亲子关系认定、抚养义务到户籍学籍实操四大核心议题，采用“15分钟分享+10分钟互动”的形式，引导律师们在法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之间展开务实探讨，力求为棘手实务问题梳理出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
议题一：代孕合同的效力与法律风险——无效不是终点
第二小组（陈雨泽、林漫妍）带来议题一的分享，由林漫妍律师主讲。小组开篇明义：代孕合同因违反《民法典》第153条“公序良俗”原则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而整体无效，但无效不等于“一了百了”。
主讲人丨林漫妍律师
小组通过梳理多地典型案例，揭示了司法裁判在费用返还上的分歧，核心裁量标准往往取决于双方过错程度与合同履行实际情况的综合判定，打破了“无效即恢复原状”的简单认知。
在厘清法理的基础上，小组进一步明确了律师的合规服务边界，并提出了合规“三不做”与“五可做”的实务指引。这一界定既规避了执业风险，也为律师在灰色地带中寻求合法服务空间提供了精准指引。
议题二：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从“血缘”到“儿童利益最大化”
第一小组（方丽英、叶晋委、姚申翔）负责议题二，由叶晋委律师主讲。小组以代孕类型的区分为切入点，深入拆解了司法实践中关于亲子关系认定的复杂博弈。
主讲人丨叶晋委律师
叶晋委律师指出，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分娩说”与“血缘说”已难以应对复杂的代孕纠纷，司法裁判正加速向“子女最佳利益说”倾斜。小组通过复盘典型判例，共同印证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已成为核心裁判准则——即便意向母亲未提供卵子甚至未经历分娩，只要能证明形成了稳定的抚养关系且抚养条件更优，依然可能被法律认定为父母。
程序与证据层面，小组进一步提示，律师应灵活选择诉讼案由，并着重夯实亲子鉴定、分娩记录等关键证据链条，以应对出生医学证明的局限性，为当事人争取有利裁判结果提供坚实支撑。
议题三：代孕子女的抚养费义务主体——谁该为“无辜生命”买单？
第四小组（刘华媚、雷子妍、李彩红）负责议题三，由刘华媚律师主讲。小组以现实设问切入，精准厘清了代孕链条中四方主体的责任边界。
主讲人丨刘华媚律师
小组指出，“法律上的父母”是承担抚养义务的核心主体，司法裁判始终贯彻“分娩者为母”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具体而言，代孕母亲负有首要抚养义务，单纯捐卵/捐精者通常免责，而意向母亲则需结合婚姻状况与事实抚养来认定责任。
刘华媚律师强调，虽然“知情同意”是重要分水岭，但儿童权益具有最高优先级。在多方责任并存时，法院将依据抚养条件与过错程度综合判定，确保无辜子女的权益得到实质保障。
议题四：代孕子女的户籍、学籍等实操问题
第三小组（李曌、毕芷晴、吴艺乐）聚焦代孕子女“落地难”的最后一公里，提出“国内困境+国际经验+律师实务”的三维解决方案，由李曌律师主讲。
主讲人丨李曌律师
小组首先援引“毒树之果”理论指出，尽管代孕行为本身应受否定，但基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解决已出生子女的生存与发展权问题，是法律人的应有之义。针对国内存在的“出生证难办→落户无门→入学受阻”的现实困境，小组提出了依法定程序获取关键文书的实务路径，通过合规程序平衡医院审核要求与委托方隐私需求，为落户入学提供可行方案。
在国际视野与合规警示方面，小组介绍了海外部分地区成熟经验。李曌律师同时严正明确了律师服务的“三不碰”红线，并鼓励律师聚焦“风险预警、行政程序代理、诉讼维权”三大板块，通过合法手段，为无辜子女打通落户入学的生命线。
每个议题后的互动环节中，与会律师紧扣实务痛点展开了深入交流。现场重点探讨了“代孕合同无效后中介费用的处理依据”“意向母亲未参与分娩或供卵时的身份认定”，以及“代孕母亲反悔争夺抚养权的抗辩路径”等疑难问题，通过法理分析与案例复盘，厘清了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倾向与认定难点。
婚家委主任方丽英律师在总结中表示，本次研讨会从选题策划到分组攻坚，体现了天习律师“直面难点、深耕专业”的态度：“代孕子女是无辜的‘毒树之果’，我们虽不认可代孕行为，但必须为这些孩子的生存权、发展权寻找法律出路。”
未来，天习婚家委将持续聚焦家事领域前沿问题，通过专题研讨、案例复盘等形式，提升律师在复杂家事案件中的专业服务能力，不仅让每一个“边缘”孩子都能被法律温柔以待，更要为每一个身处家事困境的家庭点亮法治明灯，以专业力量守护万家灯火。
